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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
容庚

容庚(1894-1983)原名肇庚,字希白,号颂斋,东莞莞城人。容庚出身于书宦之家,15岁丧父,舅父邓尔雅是广东著名的书法篆刻家,他跟随舅父研读《说文解字》,学习书法、篆刻。早年师从罗振玉、王国维,对殷周以来甲骨文、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。青年时先攻小篆,后转向金文、甲骨文书法,其书端庄清隽。

容庚先生是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,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。容庚自谓“野马”、“鬼锁”,狂放不羁,直言不讳,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,他与一贯张扬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的陈寅恪是康乐园里两面飘扬不倒的旗帜。

1952年以前,容庚与陈寅恪为岭南大学同事,容庚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,陈寅恪则身兼历史、中文两系教授。1951年10月,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文教厅长杜国庠在石牌中山大学发表演讲,盛赞陈寅恪与容庚是广东学界的楷模。杜国庠眼光独到,他为陈、容二人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。

北游结识罗振玉

容庚(1894-1983),广东东莞人,原名肇庚,字希白,号颂斋。他出生于书香门第,其祖父容鹤龄为清咸丰年间举人,曾任东莞龙溪书院及顺德凤山书院山长。其外祖父邓蓉镜也是进士出身,曾任广雅书院山长。其四舅邓尔更是广东近代著名小学家及书法、篆刻家,容庚15岁时跟四舅邓尔雅治《说文》,点燃起对金石学的兴趣,他立下雄心壮志,设想编写一部书补正增益吴大澂的《说文古籀补》,并准备分别类摹写编撰殷、周、秦、汉文字,成《甲骨文编》、《金文编》、《石文编》、《玺印封泥文编》、《泉文编》、《专文编》、《瓦文编》、《匋文编》八编,并作考订解释。

1922年6月,28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,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,希望增补《金文编》以成定稿。他带着三册《金文编》稿本,专程去天津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。罗振玉号雪堂,是“甲骨四堂”之首,对金文也有研究,也曾打算校补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。他看到容庚《金文编》稿本,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赏识。两人倾谈三四小时,罗振玉鼓励他“务竟其成”,容庚感觉如沐春风,乐而忘倦。

此后,罗振玉不仅帮助容庚印行了《金文编》,还介绍他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。罗此时兼任北大国学门通信导师,他给北大教授马衡写信推荐容庚,信中有“容庚新从广东来,治古金文,可造就也”之语。此前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,并没有读过大学,他晚年常以一介中学生而入读北大研究生为自豪。容庚对罗振玉终身感激,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去世时,容庚致挽联“探殷墟之瑰奇,精鉴远过刘原父。睠楚国而憔悴,孤忠高似屈灵均”,对其评价极高。

1926年,容庚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,任教于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,次年即破格转为教授。正是由于罗振玉的推荐与提携,容庚后来在古文字领域建树卓著,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。

“思想不自由,毋宁死耳”

王国维也是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,他对容庚的学术研究同样帮助很大。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《殷墟文字类编》作序时,称他所见当今治古文字的青年仅四人:唐兰、容庚、柯昌济、商承祚。那时他与容庚刚刚相识,此后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,王国维住织染局十号,两人过从甚密,时相切磋。容庚后来追忆王国维写道:“先生沉默寡言,问非所知,每不置答。喜吸纸烟,可尽数支;当宾主默对时,惟见烟凫凫出口鼻间。其治学甚劬,而所学甚博。”

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自沉昆明湖,容庚《颂斋自订年谱》载:“6月1日,王国维来,久谈。次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”王国维死后,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,随后又为操办丧事而奔走,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。

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“文化殉节”,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称王国维“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”、“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”。“文革”中,容庚“不批孔子,宁跳珠江”,无疑也是这种独立自由精神的赓续。

“视权贵蔑如也”

坚持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不曲学阿世,不随风俯仰,是那一代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,容庚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构建学术规范、确立独立人格的,这一点从他与林白水的交往中也可看出。

林白水是20世纪初与邵飘萍齐名的报人。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,当时他还在北大读研究生。林家车夫看不起容庚,有一次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,容庚愤怒地写信给林白水,要辞去家教职务。林白水立即辞退车夫,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。容庚重回林家讲课,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,容庚十分感动,两人遂成莫逆之交。林白水在《社会日报》揭露北洋政府黑幕,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,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《生春红室金石述记》一书,并作跋颂扬他“视权贵蔑如也”。“视权贵蔑如”,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。

1929年,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“未知友”署名给容庚写信,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。时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、《燕京学报》主编,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。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赞同,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。1946年,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,相谈并不欢畅,他事后与人谈起,用“退庙之僧”来形容郭,意指郭不务正业。

1962年3月,康生驱车访容庚,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。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,他在“黑石屋”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、书画鉴定,两人因容庚所藏《兰亭集序》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,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。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,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,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。

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

容庚著作等身,其《金文编》、《商周彝器通考》被学界奉为圭臬。但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北京完成的,1946年,容庚南归,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1952年,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,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。由于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,容庚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,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。容庚将兴趣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上来,写出过《丛帖目》、《颂斋书画小记》这样的重要著作,但他常常对人说,自己“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”。因为,他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。但是,容庚的个性在这个时期更加凸显出来,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,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。

1958年,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、叶启芳等教授被打为“右派反党小集团”,容庚为他们奔走呼吁,学校领导警告他:“容庚,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!”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:“我退休!”

1958年“交心”运动中,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,据陈世铙日记记载,容庚说:“这几天,我的思想很沉重。思想像竹子,有些地方通了,许多地方还是不通……”

“野马”和“鬼锁”

1966年5月,全国都在批判吴晗、邓拓,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触即发,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、邓拓喊冤叫屈。他说:“毛主席自己说过‘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’,‘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’,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(《燕山夜话》)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,还有谁敢提意见,这不是防民之口吗?这样防民之口,只好挂个牌牌‘莫谈国事’了。”就这样,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“牛鬼蛇神”,与刘节、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“三家村”。

容庚曾自称野马,谁也驾驭不了,又自称鬼锁,谁也打不开。“文革”开始不久,他的研究生们就贴出大字报——《坚决砸烂容庚这把“鬼锁”!》,揭露其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”,召开大家行动起来,“坚决砸烂这把‘鬼锁’,宰掉这匹‘野马’!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

1971年10月30日,批林批孔运动中,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,容庚说:“斗争斗争,我心里一直不安,斗来斗去,莫须有。”“不说又不行,沉默就是反对,又一条罪状!究竟怎样做人好,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,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。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,把话闷在心里,不敢说话,这不是好现象。”“整天喊思想改造,越改造越坏。”

这就是容庚。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:“在十年动乱期间,他身处逆境,备受迫害,依然刚直不阿,不讲违心之话,不作背理之事。”这是对容庚最直白、最平实的赞誉,这就是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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