容庚（1894-1983）原名肇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，东莞莞城人。容庚出身于书宦之家，15岁丧父，舅父邓尔雅是广东著名的书法篆刻家，他跟随舅父研读《说文解字》，学习书法、篆刻。早年师从罗振玉、王国维，对殷周以来甲骨文、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。青年时先攻小篆，后转向金文、甲骨文书法，其书端庄清隽。

容庚先生是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，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。容庚自谓“野马”、“鬼锁”，狂放不羁，直言不讳，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，他与一贯张扬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的陈寅恪是康乐园里两面飘扬不倒的旗帜。

１９５２年以前，容庚与陈寅恪为岭南大学同事，容庚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，陈寅恪则身兼历史、中文两系教授。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，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文教厅长杜国庠在石牌中山大学发表演讲，盛赞陈寅恪与容庚是广东学界的楷模。杜国庠眼光独到，他为陈、容二人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。

北游结识罗振玉

容庚（１８９４－１９８３），广东东莞人，原名肇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。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其祖父容鹤龄为清咸丰年间举人，曾任东莞龙溪书院及顺德凤山书院山长。其外祖父邓蓉镜也是进士出身，曾任广雅书院山长。其四舅邓尔更是广东近代著名小学家及书法、篆刻家，容庚１５岁时跟四舅邓尔雅治《说文》，点燃起对金石学的兴趣，他立下雄心壮志，设想编写一部书补正增益吴大澂的《说文古籀补》，并准备分别类摹写编撰殷、周、秦、汉文字，成《甲骨文编》、《金文编》、《石文编》、《玺印封泥文编》、《泉文编》、《专文编》、《瓦文编》、《匋文编》八编，并作考订解释。

１９２２年６月，２８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，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，希望增补《金文编》以成定稿。他带着三册《金文编》稿本，专程去天津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。罗振玉号雪堂，是“甲骨四堂”之首，对金文也有研究，也曾打算校补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。他看到容庚《金文编》稿本，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赏识。两人倾谈三四小时，罗振玉鼓励他“务竟其成”，容庚感觉如沐春风，乐而忘倦。

此后，罗振玉不仅帮助容庚印行了《金文编》，还介绍他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。罗此时兼任北大国学门通信导师，他给北大教授马衡写信推荐容庚，信中有“容庚新从广东来，治古金文，可造就也”之语。此前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，并没有读过大学，他晚年常以一介中学生而入读北大研究生为自豪。容庚对罗振玉终身感激，１９４０年罗振玉在旅顺去世时，容庚致挽联“探殷墟之瑰奇，精鉴远过刘原父。睠楚国而憔悴，孤忠高似屈灵均”，对其评价极高。

１９２６年，容庚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，任教于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，次年即破格转为教授。正是由于罗振玉的推荐与提携，容庚后来在古文字领域建树卓著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。

“思想不自由，毋宁死耳”

王国维也是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，他对容庚的学术研究同样帮助很大。１９２３年王国维为商承祚《殷墟文字类编》作序时，称他所见当今治古文字的青年仅四人：唐兰、容庚、柯昌济、商承祚。那时他与容庚刚刚相识，此后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，王国维住织染局十号，两人过从甚密，时相切磋。容庚后来追忆王国维写道：“先生沉默寡言，问非所知，每不置答。喜吸纸烟，可尽数支；当宾主默对时，惟见烟凫凫出口鼻间。其治学甚劬，而所学甚博。”

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，王国维自沉昆明湖，容庚《颂斋自订年谱》载：“６月１日，王国维来，久谈。次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”王国维死后，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，随后又为操办丧事而奔走，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。

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“文化殉节”，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称王国维“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”、“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”。“文革”中，容庚“不批孔子，宁跳珠江”，无疑也是这种独立自由精神的赓续。

“视权贵蔑如也”

坚持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不曲学阿世，不随风俯仰，是那一代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，容庚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构建学术规范、确立独立人格的，这一点从他与林白水的交往中也可看出。

林白水是２０世纪初与邵飘萍齐名的报人。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，当时他还在北大读研究生。林家车夫看不起容庚，有一次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，容庚愤怒地写信给林白水，要辞去家教职务。林白水立即辞退车夫，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。容庚重回林家讲课，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，容庚十分感动，两人遂成莫逆之交。林白水在《社会日报》揭露北洋政府黑幕，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，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《生春红室金石述记》一书，并作跋颂扬他“视权贵蔑如也”。“视权贵蔑如”，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。

１９２９年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“未知友”署名给容庚写信，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。时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、《燕京学报》主编，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。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赞同，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。１９４６年，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，相谈并不欢畅，他事后与人谈起，用“退庙之僧”来形容郭，意指郭不务正业。

１９６２年３月，康生驱车访容庚，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。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，他在“黑石屋”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、书画鉴定，两人因容庚所藏《兰亭集序》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，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。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，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，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。

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

容庚著作等身，其《金文编》、《商周彝器通考》被学界奉为圭臬。但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北京完成的，１９４６年，容庚南归，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１９５２年，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，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。由于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，容庚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，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。容庚将兴趣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上来，写出过《丛帖目》、《颂斋书画小记》这样的重要著作，但他常常对人说，自己“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”。因为，他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。但是，容庚的个性在这个时期更加凸显出来，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，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。

１９５８年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、叶启芳等教授被打为“右派反党小集团”，容庚为他们奔走呼吁，学校领导警告他：“容庚，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！”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：“我退休！”

１９５８年“交心”运动中，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，据陈世铙日记记载，容庚说：“这几天，我的思想很沉重。思想像竹子，有些地方通了，许多地方还是不通……”

“野马”和“鬼锁”

１９６６年５月，全国都在批判吴晗、邓拓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触即发，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、邓拓喊冤叫屈。他说：“毛主席自己说过‘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’，‘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’，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（《燕山夜话》）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，还有谁敢提意见，这不是防民之口吗？这样防民之口，只好挂个牌牌‘莫谈国事’了。”就这样，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“牛鬼蛇神”，与刘节、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“三家村”。

容庚曾自称野马，谁也驾驭不了，又自称鬼锁，谁也打不开。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他的研究生们就贴出大字报——《坚决砸烂容庚这把“鬼锁”！》，揭露其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”，召开大家行动起来，“坚决砸烂这把‘鬼锁’，宰掉这匹‘野马’！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０日，批林批孔运动中，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，容庚说：“斗争斗争，我心里一直不安，斗来斗去，莫须有。”“不说又不行，沉默就是反对，又一条罪状！究竟怎样做人好，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，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。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，把话闷在心里，不敢说话，这不是好现象。”“整天喊思想改造，越改造越坏。”

这就是容庚。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：“在十年动乱期间，他身处逆境，备受迫害，依然刚直不阿，不讲违心之话，不作背理之事。”这是对容庚最直白、最平实的赞誉，这就是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表现。